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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 柴如瑾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2月13日 09版）

    记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乔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目前共有137名队员，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危重症病房，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2月1日，我协同呼吸科教授沈宁副院长等3名队员到武汉与第一批队员汇合，于2月3日晚开辟新战场，启动新的危重症救治单元，仅开放前6小时便收治24名重症患者，并迅速满负荷至51名患者。2月6日，为尽可能收治更多重症患者，北大三家附属医院紧急调派334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同济医院，开辟新的救治单元。病房于2月8日晚即正式启用。两次危重症病房的开辟，时间紧、任务重、考验大，北大团队密切配合，迄今已救治200余人。

    记者：目前北医三院所负责的重症患者救治情况怎么样？医生和患者面对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乔杰：目前我院负责的新病房收治有重症患者43例，其中病危7例，其他为病重患者，使用呼吸机5例。这些患者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存在呼吸衰竭，氧疗是最基本的治疗措施，包括鼻导管、面罩、高流量吸氧、呼吸机等。其他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身的治疗，目前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有特效药，这是治疗的最大挑战。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为患者制定了治疗方案，重点考虑重症患者里老年人居多，可能合并多种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风湿免疫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对患者的预后结果非常重要，北大团队为此建立了每日专家组会诊例会制度，充分发挥国家队多学科协作的优势，提高救治能力。

    记者：在提高重症患者的救治率、降低死亡率方面，北医三院有哪些经验？

    乔杰：一是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专家组制定重症患者病情评估的方法，规范治疗方案，特别对有争议的抗病毒治疗、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和抗菌药物的应用以及呼吸支持技术，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保证重症患者治疗的规范有效。

    二是加强医师培训。由于参加援鄂医疗队的医生并不都来自呼吸、危重症、感染等相关学科，因此我们要对所有医生进行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培训，以保障患者诊治的同质化。

    三是强调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传染性疾病的特点，使得常规查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目前没有特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因此重视病人基本情况的观察，及时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至关重要。维持水电平衡和注重器官功能保护，同时注意疾病的鉴别诊断思路，有助于提高患者救治成功率。

    四是重视多学科合作。新冠肺炎患者除呼吸系统受累以外，还常常出现心血管、消化系统等多系统受累，很多患者同时存在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病房中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移植术后、骨科术后等复杂的病例情况；同时，考虑到死亡病例以老年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为主，器官系统功能保护是降低病死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团队有来自心血管、消化、内分泌、风湿免疫、神经、血液等各专科的医生，保障了综合救治水平。

    五是强化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这些重症患者多存在焦虑恐惧的心理，我们严格医生护士的查房制度，将我院“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带到新冠肺炎的病房，有助于患者提高机体免疫力，树立战胜病毒的信心。

    记者：参与救治后，您和同事对新冠肺炎有哪些新的认识？它与SARS救治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乔杰：我院呼吸科专家沈宁副院长、危重医学科葛庆岗副主任都亲自进病房看病人，采集病史，书写病历并和医师组一起制定救治方案，他们体会很深。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差异较大，从无症状的感染者到病情快速进展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脓毒症休克的患者，都可以见到，合并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比例比较高，乏力的症状也比较明显，要高度重视。由于传染性加强，家庭聚集性病例较为多见。

    2003年的SARS主要靠临床诊断，而新冠肺炎强调病原学诊断，这是医学技术的进步。目前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低于SARS，但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逐步深入的过程。救治方面，无论是SARS还是新冠肺炎，都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因此都是以支持、对症为主。但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有更多更好的支持手段，比如氧疗，除了传统的鼻导管、面罩吸氧外，还有经鼻高流量、无创通气、ECMO等，这些救治手段对于降低病死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柴如瑾）

    原文：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20-02/13/nw.D110000gmrb_20200213_4-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