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北京医院悄然离世。
就在同一天，长江2号洪峰通过三峡，三峡电站32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全部投入运行，首次实现满负荷发电。全场机组日均发电量5.4亿千瓦时。
一生同水利发电相干，一生同三峡工程结缘，若潘家铮有知，当含笑九泉。
一个月前的6月13日，这位84周岁的老人刚刚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潘家铮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手中接过了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奖牌。刘延东对他说：“您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能够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这是潘家铮科学人生的荣耀。他成为继张光斗、朱光亚、师昌绪之后的，该奖项的第四位获得者。
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潘家铮在人生的大戏中，就时时表露出自己的真情。
1993年10月，潘家铮受邀到美国达拉斯参加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年会。在一个专为三峡工程而组织的会议上，潘家铮谈到三峡时情真意切：有史以来，长江流域发生过无数次洪水灾害，损失难以估计。1931年和1935年两次洪水，每次都死亡14万多人，淹地几千万亩。1954年的洪水，政府组织百万军民抢险，仅保住了武汉市，但损失之大不忍细说，光死亡人数就达3万。这三次洪水比历史上发生过的特大洪水还是小的。现在长江两岸人口更多，工农业发展极快，一旦发生像1860、1870年那样的洪水，其后果不堪想象。所以有人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中国的最大忧患。任何一个负责的水利工程师不能不考虑一个对策。“我们总得对子孙有个交待。”“既然修建三峡工程就能防止发生这种毁灭性的灾祸，我们为什么不修三峡工程呢？这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的呀。我想一切主张人权的人都必然会赞成保护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的。”
潘家铮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演说家，无意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任何人，他只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意告诉给与会的外国人。他赢得了与会者的理解，随身所带的有关三峡工程的资料被一抢而空。
他曾亲眼目睹长江洪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治水发电，造福人民，就成了他终生的追求。
1964年，潘家铮参加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的设计。一个为他带路的牧羊男孩问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兴冲冲地说，我们是来修电站的，等明年下游的炮声一响，你就来当工人吧！但由于种种原因，电站没有上马。
文革中的1970年，潘家铮重返雅砻江“立功赎罪”。一踏上这片“故土”，想到那个牧羊男孩，想到曾经的“食言”，他竟激动得跪下来亲吻土地。
他常常这样动情。
四川省有条南桠河，河上有几座梯级电站，最上游那座龙头水库，有个叫“野勒”的电站。听地名人们就能猜想这里的荒凉艰苦：高山严寒，一年中有大半年狂风暴雪，几乎无法工作。上世纪50年代，勘探人员来到了这里，咬紧牙关艰苦奋战。潘家铮于60年代也曾去过野勒一次。逢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运动连绵不断，谁知道这种工程何年何月能够上马？让潘家铮深受感动的是，那些无名英雄们就这样无怨无悔、不屈不挠地坚持在野勒工作。尽管当时希望渺茫可谁也不忍离开。潘家铮说，了解了他们，我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催人泪下”。
现在野勒电站已屹立在南桠河之源，英雄们的壮志得以实现。
有一次，有人说到“水电界著名人物”，潘家铮谈到了野勒电站那些无名英雄，说这些英雄在那里都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还特别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水电界不胜枚举。
潘家铮被水电人感动着。他又以自己的真情感动着水电人，感动着水电界以外的更多的中国人。
真
在中国科技界，潘家铮以说真话而闻名。
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
潘家铮的话博得了广泛的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可后来潘家铮却自己出来更正了：当初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我就是一个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我后来提出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是在事后不断反思和总结中才悟出来的道理。”潘家铮说，工程设计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大家都说好，没有反对意见，将来肯定会“摔跟头”。
他不愿冒领虚名，也不愿在假话中欺世。并没有人戳穿，也没有人询问，潘家铮自己救赎自己。
上世纪50年代，潘家铮出任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具体领导工程设计与施工。水电站在短短3年内建成投产。新安江水电站具有里程碑意义。工期短、投资少，已安全运行50余年，成为华东电网的骨干调峰电源之一。水库（千岛湖）已成为著名旅游胜地和渔业基地，工程建设没有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至今保持一库清水。周恩来总理1959年曾为新安江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潘家铮的眼里不光是成就。他曾说过，我们为修建新安江水电站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淹没迁建两座县城，移民20余万，在当时“左”的形势下，造成移民的极大痛苦，事后党和政府进行了长期补救，才逐步解决了问题。“这始终是我心头的一个负担。”
这就是潘家铮，一个从不遮掩的纯洁的人。
三峡大坝成功蓄水以后，社会曾一度有传言：大坝裂缝了，质量出问题了。科技日报记者在那一时期曾向一位工程科技专家求证此事。这位专家说，我没有去三峡考察，但潘家铮去了，他说没有质量问题，就肯定没有质量问题，因为“潘家铮从不说假话”。
潘家铮当时说：危害大坝安全的结构性裂缝并不存在，裂缝有手掌一般宽的说法，更是纯属无稽之谈。
“潘家铮说的，我就信。”这是一种崇高的评价。
潘家铮说过，一个人要讲真话，并不容易。我并不是非常坦率，什么话都能讲的。但如果有些话不好讲，我不开口就是了。
潘家铮是有底线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上海勘测设计院第一个被揪斗的。造反派给了他一条“出路”，让他揭发党委书记的“反党行为”。“我思想压力很大，考虑了很久，没有那样做。文革中我没有写一张大字报，所以‘解脱’很迟。我想，不说假话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既有真情，又不说假话。潘家铮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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