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京：用心缔造＂中国芯＂

1963年，程京出生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家庭，外祖父、母亲、姑姑和嫂子都是医生，学医成了众人对他的期望。但在程京16岁高考报志愿时，却没有顺应家人的想法，而是填报了上海铁道大学（现同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并被录取。本科毕业后，他进入铁道部资阳内燃机厂从事柴油机试验维修工作，因为无趣的维修生活实在无法让程京看清自己的未来和方向，他选择了离开，寻找一份新的工作。

后来，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的父亲影响下，程京开始对司法刑侦有了兴趣。一次，西南政法大学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司法鉴定中心，急需理工科人才，程京得知后前去一试，结果意外被选中。“当时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很滑稽，他们说‘你是学电的，我们这里买了一台很贵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就由你来负责’。”这使程京开始接触到了与之后事业相关的第一份工作。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国家教育委员会选送到英国史查克莱大学留学。

在英国，程京师从国际著名刑事技术专家布莱恩?凯迪教授。以培养科学家为理念的布莱恩?凯迪为程京制定了一年计划，让他从事司法化学研究。程京聪明好学，提前三个月便完成了导师分配的任务，导师对他颇为欣赏并有意考验。

因为他既有工程背景，又学习了一年化学和仪器分析，导师推荐他继续读生物学博士，用分析化学的方式设计一套工作系统去解决生物学的问题，同时做仪器的设计。在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没有辜负导师对他的期许和考验，顺利完成了一种新型DNA指纹检测系统的研发，并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司法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派出留学生。

之后，程京又在导师的指导下向更为广阔的分子生物领域进军，顺利完成了在英国史查克莱大学和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司法生物学博士后和分子及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

1993年，30岁的程京在学术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些许成果，但此时的他内心却感到惶恐不安。取得的这么多学历证书却无法证明他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水准。因为他学得太“杂”了，如何去择业？

一次，在和导师聊天的时候，他把内心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导师，导师的一席话仿佛点醒了他，“如果从专业上比拼的话，和其他科班出身的人没有办法竞争，因为没有他们学得深。但是，你要和别人比谁学得‘杂’。”

从此，程京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之后就开始在《科学》、《自然》杂志上特别留意多学科交叉的就职信息。

谈话后三个月的一天，程京偶然发现在《科学》杂志上登出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刊登的一个岗位招聘，要求应聘人有工程背景，同时研究生又学过分子生物学，看了这条广告，程京大为惊喜，好像这招聘条件就是专为自己“量身定制”一样。

后来，他的导师（当时任美国临床化学协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医院的临床化学科主任）告诉他，在全球70多个应聘者当中，自己的学科背景简直是“perfect match”(完美匹配）。

“没有刻意地为什么而准备，就这样发生了。”程京说。

报到之后，程京才明白，这个项目工程是将半导体的工艺基础、材料和临床检验、分子生物学进行结合，开发新的生物学分析平台，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生物芯片研究。

就这样，程京和生物芯片结识了，没有一丝征兆。

“立地”——一颗家国心为让“芯”落地

通过几年生物芯片领域精心的研究，身为美国纳米基因公司首席科学家的程京和他的团队在1998年创建了世界上首个“1平方厘米超微实验室”。这被美国《科学》杂志当年评选的“世界十大科技突破”所引用。

之后，生物芯片技术引起了科学界广泛的兴趣。然而，程京却在寻找回国的契机。

1997年，在第80次“香山科学会议”上，程京关于“中国应自主发展生物芯片技术”的发言，引起了国内科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敏锐地感受到当时中国在科技重大领域重新布局的决心。

1999年3月，当时只有36岁的程京，作为清华大学第一位“百名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来到清华，在一间窄小的地下室里开始造起了“中国芯”。

“刚回来一个月900块钱，和同事在清华生物系腾出的复印机房里工作。工作室里的桌椅板凳也是学校走廊捡来的。”

一次，宝钢的负责人来与他谈投资，一屁股坐下去摔了一跤，原来，那些折叠椅的椅腿都是坏的，这让程京记忆犹新。

“计算机包装箱舍不得扔，我们又包上塑料布当桌子吃饭用。现在，捡来的那张实验桌陈列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陈列室里，见证著当初创业的艰辛。”程京说。

12年国外的留学和工作，对国内的情况“摸不著底”。回国搞“中国芯”的研发困难重重。

当时，摆在面前的棘手问题，就是研发的产品如何符合市场的需求。他说，无论是搞研发还是做产品，都要讲究一个朴实的需求，立足本地发展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保证产品存活。这也是他后来一直在强调的“立地”，要接地气。

“我们起初过多的关注点在于技术的可行性和先进性，而缺少对经济可承受性的关注，花销和工艺内在联系紧密。”程京说。

为了让生产出的产品尽快进入市场转化成商品，同时降低成本，在2002年，他将问世的产品送到试点医院里做调研，收集反馈的信息，改良产品。在保证产品优良的情况下，不断地尝试替换材料，做出真正“物美价廉”，百姓消费得起的产品。

“但现实问题又出来了，由于当时国内的各方面水平还达不到，材料造价降低就会出现产品的反应不连贯，反应速度慢等问题。”

这又让程京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策略，实行“分步走”，从低端向高端逐步迈进。

2003年，博奥第一台生物芯片相关产品激光扫描仪问世，就在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时，“非典”爆发了。北京是重灾区。

作为搞生物芯片科研的博奥必然不会袖手旁观，经过7天的奋战，4月26日凌晨1点43分，专门用于SARS病毒检测的基因芯片研制成功。程京带著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冲在了抗争非典的第一线。

一向拥挤的北京那时几乎成了“空城”，而程京的团队却满京城奔波，取样、检测、汇报结果。

“当时博奥只有70多人，在直接面对生死问题上没有一个员工退缩。有人直接去医院工作，有人去P3实验室，也有人在后方分析检测、做保障工作。”

如此的临危受命也让博奥，更让程京在新产品落地的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它就像把“双刃剑”，让生物芯片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如新生婴儿般“哇哇”落地。

同年，公司迁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随后，获得了第一张国家医疗器械证书、第一项生物芯片外国专利授权……

“立地”的过程是艰辛的。时至今日，程京还在为产品更好进入市场探索著。以自己创业的经历推动著相关改革。

两会上，程京建言，“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发展到创新产品要进入市场的阶段，因此需要国家为解决企业产品的‘出口’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新产品物价的制定，及时进入医保，打破行业壁垒，对国产新技术、产品的宣传和扶持等，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为老百姓服务。”

“顶天”——一颗民族心为使“芯”超越

“我们不能轻易妥协，降低标准，放弃自己原来的目标。”

程京一直恪守著一个标准，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生物芯片这个全新的生命科学领域是一个后来者，但从未松懈。“中国芯”要与世界接轨，走在世界的最前沿。这是程京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实力永远是对话的筹码和博奕的前提，没有人比程京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在程京的带领下，“中国芯”有著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求与发达国家生物芯片领域专家的对话迫不及待。

2005年4月，博奥和昂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被看做是博奥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一步。这一年，全球生物芯片行业的先驱、世界著名基因芯片公司昂飞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并且通过种种关系主动找上程京。

“原本以为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却成了影响博奥走进国际市场的合作。”

昂飞公司的诸位高管一进大门，便不禁感叹：“在远东，还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生物芯片公司。”

从下午1点一直谈到晚上6点，外方还兴致勃勃，直到晚上10点……

接踵而至的就是一个又一个国际合作。美国《财富》杂志也评价博奥生物“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

仅仅9年多的时间，程京就带领著自己的研发团队开发出包括生物芯片及相关试剂耗材、仪器设备、软件数据库、生命科学服务、临床检验服务等五个系列数十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博奥生物产品及服务已出口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诊断用生物芯片及相关仪器产品已进入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葡萄牙、芬兰、丹麦、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数百家医院用于疾病诊断。

但是，程京真正关心的不在于此，而是产业标准。

“在生物、医药等行业，产业标准大多是由欧美国家制定，这不仅使我国缺少在行业内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常常使我们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状态。”

程京说：“由于美国在全球生物芯片研发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的很多著名生物芯片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不仅享有专利特权，还扮演制定标准等特殊角色。而国内的科研者、管理者最开始只是单纯强调发表文章，到后来开始注重专利保护，到今天，大家已经意识到，必须占领一个新的制高点——制定标准。”

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程京大胆地提出了职务发明专利归个人所有的建议，“我们国家的专利发明数量近些年增长很快，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问题是这么多的发明，能真正实现转化的有多少？”

在“中国芯”走向国际的问题上，他义不容辞地履行自己作为中国生物芯片领军人的义务。

今天的程京已经51岁了，35岁开始承担项目，每日以16个小时计算从事研发。

外人评价他“拼命三郎”，“生物超人”。“不管是‘拼命三郎’也好，‘生物超人’也罢，现在的体力不比从前。”程京坦言，“不服老不行”。现在他也开始著手为将来发展计划著，“将来总是要交给新生军、后来人。像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逐渐退出一线，七八十年代的人逐渐上来。”

“您如何评价今天所取得的成就？”

程京淡然一笑，“看到做出来的芯片、仪器倒没有特别大的成就感，倒是无意中接触病人、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时，感觉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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