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川：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找矿

当时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研究所所长陈毓川接到一个通知，要调他到地质矿产部任地矿司副司长。地矿司1952年成立，是一个地质业务管理部门。陈毓川并不乐意，他想留在矿床所继续进行科研工作。他写信给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部长没同意，时任副部长朱训又来做他的工作。陈毓川于是提出自己的条件：每周要给他一定时间进行科研工作，完成他手头的南岭攻关项目的矿床课题研究。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

陈毓川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找矿。矿区的地质奥秘紧紧吸引着他，探索追求未知的欲望和动力让他淡忘一切。时至今日，他还是觉得，从事地质事业让他看到了普通人难以看到的大自然的美丽。

“记得到（广西大厂矿区外围）芒场矿区是金秋季节，每天晚上，坐在小屋前，面对远处的深山，头顶闪耀着的星空，村口几棵硕大的桂花树，发出的阵阵香味随风飘来，真使人陶醉，自己完全融入了这广阔的自然界。”

而他不想撒手的南岭攻关项目，他一直任矿床课题负责人。1985年，这支队伍完成了南岭地区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的有色、稀有、稀土矿床的课题研究报告。在南岭地区矿床研究成果中，有他们从矿床成矿系列的概念出发，在对比武夷地区和云开地区的地质构造和成矿的演变规律（发现相似性）后得出的预测——武夷构造带必定有云开地区的构造蚀变岩型的金矿。后来的几年，地勘队伍果真在那一带找到了金矿。

1988年，南岭项目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南岭地区的矿床研究成果获得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作为地矿司的末代司长，陈毓川干了八年（1990年，地矿司撤销）。他到地矿司前两年抓的两件事中，一件就是去秦岭地区调查部署找矿工作，当时任地矿部副部长的温家宝是这个项目的组长。

1986年，陈毓川被任命为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一干就是12年。1992年，他担任了地质部的总工程师。“我科研工作没停过，一直搞国家攻关项目，凡是我们部发现新的矿区，我都得去。”

“一个人的成长，起步阶段十分关键”

陈毓川的老家在平湖乍浦。祖籍宁波。

他的祖父陈仁友从宁波至乍浦从医，就此生根落脚。陈仁友医术高明，为人厚道，后成为当地“仁和堂”药店有口皆碑的坐堂大夫。陈毓川的父亲陈春瑞承父业协管药店。1934年，陈毓川出生。

陈毓川三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陈春瑞携全家逃难至上海，他在上海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母亲张素秋1947年因伤寒去世。“我母亲去世以后，后母来之前，家里都是我大哥大姐主持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15岁，在一个不知名的初中读书，当公司职员的父亲勉强供他们兄妹读书。

他的大哥当时在沪江大学念书，是地下党员。大姐读高中，是学生运动的成员。他在家中排行老五，受兄姐的影响，1949年10月他在上海经世中学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高中三年我都是在参加各种运动中度过的。”

这充满革命激情的三年，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方向，愿为国为民奉献自己，“当时很明确，就是要为国家奋斗，因为国家穷。”

1952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学校本来通知他留校当政治辅导员，却在统考前通知他可以考大学。“假如我留在上海做辅导员的话，我就可能没有后面的经历了。”

“1952年招考26000个大学生，这是报纸上公布的。”当年全国高中毕业生人数比较少，高中毕业生已不能满足大学招生的需要。“我高中学得也不出色，可是也都录取了。凡报考的基本都录取了。”

陈毓川入读南京大学地理系。在南大读书一年，在一切还很新鲜的时候，1953年夏，他被学校选派赴苏联留学。“这一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地质专业是重点之一，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开了十三天。”

他和其他九位同学被分配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系学习。顿涅茨克城是一个煤炭城，当地人友善地接待了这批来自远方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也因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备受称赞。五年在国外求学，陈毓川的生活基本就浓缩于三个点：寝室、课堂、饭厅，“出去玩就是搞地质野外实习，都在山里面。”

1959年，他留苏五年后回国，本打算日后继续去苏联读研究生。为在国内找选题，他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由郭文魁指导。时任地科院副院长朱效成是老干部，知道他是留苏回来的学生，让他陪自己一起去广西大厂矿务局看锡矿。

“朱效成说是要放一些‘冷子’去矿山安心钻研，以后派大用场。”他这颗“冷子”就被放到大厂矿区。郭文魁指导他要钻进去，建立自己的标尺。

哪知陈毓川一去就是五年。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去苏联攻读研究生已不可能，他留在了地质研究所。

陈毓川把矿区当成了家。平均每年七八个月，他都是在野外工作中度过的。他跑遍了矿区的地表和各个坑道，晴天上山跑地表，雨天改下坑道，采样、磨片、鉴定同时进行。

这五年，陈毓川说就是上了五年野外矿床地质勘查大学。“现在回顾，深感一个人的成长，起步阶段十分关键。”

“看准的目标就全力以赴”

大厂矿区成为陈毓川第一个接触的国内矿床，是他矿床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

“我们搞了预测，有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获。一件是我们提出在龙头山下面应该有矿，第二件是提出在云南越北地块的北部应该有希望。后来到了70年代，龙头山下面打钻的确打到了大矿，越北北部矿越找越大，跟我1964年的预测很吻合。我很高兴。”

五年的亲身实践，陈毓川建立了自己的工作标尺，朱效成和郭文魁知道，他们设下的这颗“冷子”可以使用了。

1965年，国家号召科研单位“下楼”、“出院”，地矿部组织三个研究队到第一线开展科研工作，31岁的陈毓川作为业务副队长带队赴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参加铜矿会战。“那个时候我很年轻，要作为这个队的业务领导，组织了30多人的一个队伍。”

就在临行前陈毓川腹痛，医生诊断其为慢性阑尾炎，需尽快手术。他住在医院里，得到通知必须要5月5号出发。“我说行，回来再做手术。”

陈毓川在东乡待了一年多，率领地质队提出了关于钨在硫化物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的全新认识，他们的模拟实验也验证了这个认识。攻关研究打响了第一炮，这个结论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的。

经过一年时间的现场勘查，这支地质队确定了一种铜钨共生的新的矿床类型，提出了钨铁帽的成因。那一年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区域性意义，后来的江西省永平铜矿、广东仁化大宝山铜矿也都有类似特征，更证明了其团队科研攻关的价值与努力。

1966年6月，他们收到收队回京参加运动的通知。离开矿区前，相处一年多的地质队开了欢送会。“同志们的发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我们’。”

1971年，一个在地质领域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华东（宁芜）火山岩地区铁、铜矿成矿规律、找矿方向研究”悄然投入运行。这是文革期间唯一一个地质领域的科技攻关项目，地科院组建了由地质矿产所与华东地质研究所组成的联合研究队。这个项目也把陈毓川从被批斗、被劳动改造的境遇中解救出来。7月，他从江西峡江县水边公社回到北京，担任了联合研究队队长。

当时的地质总局、冶金部、中科院、院校所属的17个科研教育勘察单位，近200多位科技骨干参加了项目。“我深深地认识到区域性地质科学的研究想要出大成果，靠一个人、几个人是不行的，要靠协作，要排除部门之见，要组织起精兵强将，共同攻关。”

这支队伍汇集了地质行业相关领域的专家，大量的实地勘查、讨论研究后，到1974年上半年，“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首次出台。当时，国际上主要还是一些矿床类型模式，作为区域成矿模式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搞建设，靠科研，国家政治上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1980年，“文革”之后一次矿床界的盛会，陈毓川代表宁芜项目组报告了“宁芜玢岩铁矿区域成矿模式”。通过宁芜项目研究，他建立起从四维空间去研究区域矿床之间联系的概念。

“人生苦短，时不再来，一定要抓紧时间，看准的目标就全力以赴，多做一点有用的事、有益的事。出现失误不要怕，改了，再往前走，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

1987年11月，陈毓川（右）当选为第十三次全国党代会代表，与温家宝（左）合影留念

2007年8月，陈毓川（左）在蒙古国银矿坑道中

1976年，陈毓川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宁芜火山铁矿项目成果评审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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